即使對全聯開罰2000萬元，制度性不對等為何仍持續加深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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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款無法改變結構：2000萬元難撼動「制度傾斜」

在零售高度集中後，單一裁處往往像是補丁而非重設遊戲規則。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全聯違反併購後承諾，於2024年4月開罰2000萬元，但此金額難以阻止制度持續朝不對等方向加深，原因在於「壓力來源」早已不只來自違規行為本身，而是來自可被長期運作的交易設計。當通路掌握更大的採購與上架控制力，供應商即使在法規層面爭取救濟，日常仍面臨合作費用、寄售風險、罰款機制等反覆結構性成本，導致市場權力差距不會因一次性罰鍰而同步收斂。從產業運作看，監理若只停留在「事後處分」，而沒有把後續履約條件納入長期可追蹤的治理框架，就會讓不對等持續用更細緻的方式滲透進供應鏈。

早在開罰前就已「市價最低」：價格比對與罰款把壓力轉嫁

更關鍵的是，制度傾斜並非突然出現，而是早在裁處之前就已被強化。全聯透過價格比對、進貨折讓與罰款機制，鞏固「市價最低」的霸權地位，讓降價壓力全面轉嫁到供應商端。這類做法的效果在於，通路不需要每次都以明確違規行為觸發處分，就能持續把議價優勢轉成合約中的經濟結果：供應商在面對比價要求時，往往只能在毛利上讓步；在折讓與罰款機制存在時，任何銷售表現、上架狀態或執行細節都可能被轉化為財務扣款。當供應鏈利潤被壓縮到極限，中小品牌容易出現退出或削價求生的現象，進而反過來降低市場競爭與商品多樣性，形成「越集中、越難談判、越被動」的循環。

併購保護期形同延後：買斷轉寄售的制度落差仍擴大

制度不對等持續加深，還有一個直接脈絡：併購後的條件保護與實際執行之間出現落差。公平會在核准全聯併購大潤發時，為保護原大潤發供應商採買斷制，規定併購完成後3年內，全聯不得強制將原本買斷關係改為寄售或改成其他不利供應商條件。不過，食品業界人士指出，在這3年期間，全聯已朝整併並推進大潤發往寄售制度的方向；甚至有說法提到，大潤發已與所有1千多個廠商簽訂轉成寄售模式。寄售制度的本質在於現金流與存貨風險更容易被往供應端移轉，當轉換規模擴大到「1千多個廠商」層級，制度影響就不再是個案，而是系統性重塑合作成本與風險分配。於是，哪怕有罰鍰與承諾存在，供應商在現場面對的仍是制度落地後的新常態。

治理機制沒同步升級：監督力道不足讓話語權持續擴張

從市場治理角度看，問題不只在「有沒有罰」，而在「監督能不能跟上集中速度」。當零售通路的經濟規模快速集中、話語權快速上升，制度性風險也會同步擴大，但監理工具若仍偏向形式審查、缺少對後續履約條件的長期追蹤，就容易出現監督力道不足的挑戰。實務上，當通路並無完整資訊揭露義務，供應商很難掌握被扣款的觸發點與計算邏輯，也難以在談判中取得對等資訊；一旦費用不透明、突襲性罰款成為常態，供應端的議價能力就會被進一步削弱。就產業現象而言，當規模集中到足以讓品牌在上架與陳列資源上高度依賴單一通路，制度不對等就會以「合作規則」的形式持續運作，而不是以可被立即辨識的單次違規方式出現。

供應商仍被困在「合作規則」：透明度與標準化不足放大不對等

制度性不對等持續加深，最後會回到合作規則的日常運作。基層供應商公會曾聯名陳情，指控全聯長期要求「保障毛利」與「價格須比其他通路便宜兩成」的交易條款，這類被描述為非契約性壓力的安排，實際卻會改變利潤分配；當這些條件在合約中仍明載，供應商就會持續在毛利與價格競爭之間被迫讓步。再加上寄售情境下，品牌往往需吸收報廢、退貨、巡架與物流等營運成本，若上架責任、陳列空間與扣款原因缺乏可預測的制度邊界，合作就會從商業協作滑向風險轉嫁。於是，即使公平會開出2000萬元罰鍰，制度傾斜仍能透過價格比對、折讓、罰款與寄售轉換等機制被日常化、常態化，最終讓權力重組的效果繼續擴散到供應鏈與商品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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